《像野稻一样自在》，在媒体宣传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新一轮热潮的众多报道中，我最喜欢这一题目。传神精到，蕴含丰富。“自在”的境界与创新的人生之间，又是如此的契合，富有哲理。(据《南方周末》日前报道)

　　“自在”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称，“自由，不受拘束”。与此相近的如“自若”，“自如”，“自然”。似乎，都没有“自在”让人感到“滋润”，“快意”。自然界里，野稻无疑是“自在”的，不需人工播种，自然也就不受其辖治，不受“水肥”等农业“八字宪法”的约束。不必生长在既定的方格内，不用看谁的脸色，仰人的鼻息。无拘无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，昂头也好，低首也罢，不怕说三道四；结籽也好，无实也罢，不计成败得失。

　　当袁隆平和同事在海南找到它的时候，就这么“一大丛匍匐着，穗粒又小又少，一碰就掉，看起来就像野草”。谁也不知道，它以这种生长态活过了多少年，繁衍了多少代？偏偏是这种“自由”“自在”“自立”，成就了先天的生长遗传优势。那株被取名“野败”的野生稻，后来成了所有杂交稻的母本。从此，就有了“杂交水稻之父”，亩产800公斤的产量，“世界粮食安全保障奖”、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多个世界奖项和荣誉。

　　何以是袁隆平发现了“自在”的它，正如牛顿发现了那只砸了脑袋的苹果？因他也“像野稻一样自在”，机遇，垂青于有准备的脑袋。事实上，豁达真实、自由自在、至情至性，岂止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一种从小就养成的生活习性，早就内化为一种品格。上世纪40年代，学校常因日本飞机轰炸而停课，别人都躲在防空洞里，读初中的他却兴高采烈地趁机去江里游泳。“爱好：自由，特长：散漫”—这是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时，同学在留言本下给他写的评语。“三分好，三分好；不贪黑，不起早；不留级，不补考。”他编的在班上流传的歌谣，亦是自在逍遥，不为行役者的内心独白。

　　自在，恰恰是自由思想和创造的可贵品格。“自由自在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”其实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两派之间你斗我、我斗你斗的天昏地暗，“人死我活”，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被批倒斗臭的政治高压下，能够乐当“逍遥派”，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，带着助手跑到广东、海南等外地专心致志地搞研究，有个自由创造的空间，当然弥足珍贵，简直就是奇迹。但我以为，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，不为现成结论所囿，条条框框所缚，不让浮去遮望眼，恪着自己的理想，尤为重要。全国一边倒的学习苏联遗传理论，保持独立的思考，能够不为所惑；以敏锐的触角，吸纳西方先进科学，偷学孟德尔经典遗传学，为我所用，从而掌握进入科学殿堂的钥匙。“幸亏我猛醒得早，没拴死在一棵树上。”

　　自在，讲究顺乎自然，不为行役，淡泊名利，甚至远离等级森严的官场以及弱肉强食的丛林游戏。“人生不是为了追名求利，应该要更崇高一点。”不为名，才能不固步自封，不求稳妥，敢试敢闯，不惧失败。不为利，方能埋头苦干，不走捷径，不抄袭舞弊，不断寻觅真相，成败荣耻，置之度外。也唯有心无旁骛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把科研当作自在人生而乐在其中，才能探寻到科学的内在规律，发现真知和真理。身价千亿，对几千元的工资，仍乐呵呵地，“这些收入不低了，够花了。”出行买经济舱，赴港讲学扎十块钱一条的领带。坚持不当官，一些不得不担任的职务也有计划地辞掉。尽量拒绝不必要的采访，“我是研究人员，不是演员”。追求的依然是自在地生活，不为生活所累，五色所迷，专心致志。

　　“像野稻一样自在”，在当下僵硬的科研体制中，早就成了稀缺的人生。以官本位为主体的科层体制，以论文多寡为导向的评估机制，唯上唯权(权威)唯书唯洋的学术风气，不仅与自由、自在格格不入，甚至成了扼杀自由思想和创新的枷锁镣铐。金钱名利，无异于给鸟儿系上了黄金的翅膀。对名利的追逐，使一些学人和科研人员失去了淡泊的心态和自在的习惯，失去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心理定力，不惜将荣辱廉耻抛到一边，满足于空头讲章，习惯于吃别人嚼过的馍，痴迷于做财富英雄，争名于朝，争利于市，有的以至不择手段剽窃别人的成果，堕落并快乐着。2006年5月被曝光的“汉芯”系列芯片造假事件，正是追名逐利，学术腐败的典型例证。

　　既缺乏“自在的野稻”，又缺乏“野稻的自在环境”，无疑是我们面临的双重悲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