处在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的时期，急剧的社会变迁对于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提出了严重挑战，在适应性较弱者身上则出现了程度不同的“心理震荡”现象——人们心理系统的适应性和承受力遭受的冲击超出阈限，从而表现出各种带有消极特征的心理感受和行为症状。资料显示，我国精神疾病发生的数量已超过了心血管疾病，跃居疾病发生率的首位。目前在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，已成为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。(2月25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　　更多被褒义理解的“社会转型”，却“转型”出数十万的精神病人——毋庸质疑，急剧社会变迁时期国人身上所产生的“心理震荡”现象，非常值得我们关注。那么，“心理震荡”究竟因何而产生？治愈“心理震荡”又有何良方？上述文章的作者，更多地将“心理震荡”与“心理适应性”连接了起来，即：把“心理震荡”归结于“适应性较弱者”面对急剧社会变迁时的心理反映。自然，所开的药方也仅仅着眼于“心理问题”的层面，如促进心理和谐、加强文化创新云云。

　　然而在笔者看来，所谓急剧社会变迁时期的“心理震荡”现象，决不仅仅只是一个“心理问题”，而更是一个社会问题。因此，把药下在“心理问题”上也就算不上“对症”，可能舒缓表面症状于一时，于疾病本身之根治却疗效有限。

　　每当新的社会问题出现时，“社会转型”常常被充当替罪羊的角色：一切不公正，一切腐败，一切堕落，总结原因时都少不了一个“社会转型时期”。其实，“社会转型”并不意味着必然出现这些现象，相反，即使社会不转型，只要条件成熟，这些现象一样会出现——更根本的因素藏在“转型”的背后，它们原本一直存在于那里，只不过“转型”让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“效应最大化”而已。“心理震荡”亦是如此。

　　“心理震荡”的产生，根本原因不在于所谓的“社会转型”，而是趁着“转型”活跃出动的那些社会蛀虫：腐败、自私、规则缺失、拜金主义，诸如此类。因此，所谓“适应社会转型”只具有抽象意义，个体心理适应性的或强或弱并非根本问题，诸如失落感、相对被剥夺感、不公平感等都不是“心理适应性弱”的表现，而是切身利益受到外部侵犯时身体痛感的直接反射——“心理震荡”不是社会转型的特有产物，而是社会正义被一系列社会蛀虫戕害时发出的无奈惨叫。

　　从认识论的角度，包括“心理震荡”在内的一切“心理问题”，都是高度有组织的物质——人脑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性的反映，是“外部世界的反映”。疗救“心理震荡”的根本之法，不是单纯从心理着手，增强社会成员所谓的“心理适应性”，让人们去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；而应该是疗救转型时期被破坏的社会肌体本身，重塑被戳戮得千疮百孔的社会制度与规则，让社会更加正义和纯洁。一个正义而纯洁的“外部世界”，反映到高度有组织的物质——人脑之后，生成的自然是各得其所的心理平衡，而不会是消极到极端的“心理震荡”。